[2016年第1期]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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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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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现代化所提供的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使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越来越趋同,不只是外在景观的相像,甚至人的生活方式、渴望与焦虑都惊人的相似。生活的同质化也导致了文学的同质化。考察当代文学作品,不难发现程度不等的同质化现象普遍存在。一部作品获得成功,效仿跟风者比比皆是。有一些作品除了地域上的区分外,故事情节、人物心理以及作品风格都十分雷同。这样的写作缺少个性,也缺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鲜的阅读体验。由此,就不难理解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内大的文学评奖中常常名列其中的现实,这是因为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给文坛提供了不同与内地主流文学的新鲜的经验和独特的阅读感受。

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我们知道,物种的多样性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意义重大,每当我们失去一样物种,我们就失去了一项对未来的选择。在文学的世界里也是如此,多样的文学形态能够给不同文化带来相互间的补充和参照,让我们感受不一样的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都有自己民族文学的珍宝,这些多样的文学形态共同汇集方能成就当代中国文学的璀璨星空。

由于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在地理上远离内地中心城市,所以无论人的思想意识还是生活方式都或多或少保留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痕迹。少数民族作家,或者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有这样的优势可以对民族文化近距离的接触。尤其是懂得民族语言、文字的作家,更能够沉潜到到民族文化的内里去探索,去发现、提炼出一个民族深层次的东西,并把它呈现于笔端。这个挖掘出来的具有一定辨识度的东西就是民族文化的特性,它令人们感到新鲜与独特。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有对民族文化特性的出色表现:在问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家迟子建生动表现了以驯鹿为生的鄂伦春人淳朴善良的天性,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于平淡、清贫中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以及泛神的思想、生死轮回的生命信仰;80后文坛新锐宁夏回族作家马金莲则将西海固的伊斯兰文化作为精神原乡,将贫瘠土地上人与自然和命运的抗争,人与土地和粮食的性命交合娓娓道来,古朴的乡情,纯真的山野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作品中充溢的民族文化意蕴,使其在喧哗纷乱的文化场域中显得别具一格。

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学都能很好地表现民族文化的特性。以西藏为例,近年来不少外地的作家到西藏采风或者说体验生活,之后也写了不少反映藏地风景、风俗的作品。也许是时间短,也许是文化上的差异,其中有的作品对民族文化特性的表现往往流于表面或者概念化。文化是有多个层面的,从物质的、制度的、到精神的。最外层的文化符号,比如西藏文化中的雪山、草原、牦牛、布达拉宫、酥油茶、青稞酒等等,只要你在当地呆上一段时间就能对此有所认识,文学对这些内容的呈现是比较容易的。而最深层的文化是人的精神气质甚至心理情绪,这才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每个民族之民族性的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饰和烹调,而在于她理解事物的方式。”那些深层次的内容的呈现,没有对民族文化形态扎实深入的探索与思考,是不可能将其把握、提炼并表现出来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文化特性的揭示应该抵达到了这样一个层面:张承志的《心灵史》成功刻画了回民顽强、坚忍的民族性格,彰显出永不妥协的生命姿态;阿来的《瞻对》挖掘隐藏在现实深处的历史情结,表达藏汉人民追求和谐、文明的民族品格,揭示出了“民族精神的秘史”。这些作家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不只是一个民族显性的文化特质,还把一个民族对生活、对世界不一样的态度,他们理解事物,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隐性的文化特质呈现出来,这样的文学才能说表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特性,它给我们提供的独特经验是经得起反复品味、思考的。

如果说外地的作家对民族文化特性的揭示没有这么深入,和他们对这个民族了解不深入,有文化上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的话。那么作为在民族地区土生土长的作家,甚至与这个民族有着血亲关系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依旧存在这个问题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和他们缺少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认同,缺少民族文化土壤培育起来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不无关系。在这些作家看来,少数民族地区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落后于发达的中心城市,少数民族文学只有跟着发达地区的文学走才是新颖的,才会有分量。他们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特性常常熟视无睹,习焉不察。他们的写作习惯看向发达地区的文学,流行什么就写什么,这样盲目的模仿、跟风绝不能给文坛提供新的经验与启发。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获得很好的发展机遇,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学书写也得到普遍的尊重与肯定。文化自觉、文学自觉已成为大多数民族文学的作家的共识,成为他们写作用力的重心。

与以往相比,在全球化、现代性日益深入的当下,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文学特性的书写又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对此做思考和辨析。

第一、民族文学的作家怎样才能更好地贴近民族的现实生活或走进历史深处,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变得十分便捷,频繁。加上全球化浪潮的蔓延席卷,民族文化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进他文化的元素,民族文化的特性变得边界不详。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学的作家要想准确了解和把握民族文化特性,这就需要保有强烈的好奇心和耐心,不忘用好奇、专注的眼光凝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从中获取创作的资源与养料。迟子建为了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就长期在鄂伦春人生活的聚居区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查阅了众多历史、民俗、地方志资料,她写下的创作笔记是作品文字的两、三倍。可以说,只有有好奇心和耐心才会有探究的欲望,才有分辨的定力,才可能纵深到民族文化的细微处,去挖掘、提炼出纯粹、鲜活的民族文化特性。

第二、新形势下,民族文学的作家怎样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为民族文学特性的书写增添新质?

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地区不是游离在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她也同样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就要求民族文学的作家在深入民族文化的内核,张扬民族文化特性时,不忘抬头看身外的世界,通过建立多元文化的知识谱系和边界的视角,审视和清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内容;通过培养世界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学习和吸纳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元素,为自己的民族文化增添新质。民族文学的创作也不能单纯地为过往的民族传统文化唱赞歌,还要写出当下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所发生的裂变,写出它的变化和生长。藏族作家严英秀就表达了这样的追求“走出对民族一劳永逸的展示和歌颂,必须沉潜于生活的深处,敏锐地触及当下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处,关注本民族在社会进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蜕变,审视并回答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张扬、再造与重生的大课题”。在这一点上,在民族文学的作家中不乏积极的践行者。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在《神授》中就直面当下,借主人公格萨尔艺人“亚尔杰”的命运流变,写出现代性对高原古朴的民间信仰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冲击,也写出了作者对物质丰裕表象下,人心空洞、荒凉的现实忧虑。

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文化特性的讨论由来已久,不同时期的作家评论家的讨论使这个问题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习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当代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也应该抓住这个机遇,通过对民族文学写作中诸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辨析,积极推动民族文学的向前发展。

注释:

① 别林斯基.《论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② 严秀英.《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J],《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文学院大众传播系)

编辑校对:谢紫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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