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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田耳

  访问:唐玲 严彬

  时间:2014年11月19日

  文学青年:你曾说最初打动你、让你迷恋有加的小说是《射雕英雄传》,据说其中还有点掌故。请你谈谈。

  田耳:山西大学王春林教授曾放出一个近似于玩笑的说法:

  若真的袭用金庸笔下的人物,会把谈论的范围局限在70后小说家之中,而且更进一步地局限在70后男性小说 家。从这个角度切入,我认为有六位思想艺术水准难分轩轾的小说家:东邪李浩,西毒弋舟,南帝路内或田耳,北丐张楚,中神通徐则臣。这 里的纠结处在于,路内和田耳到底谁应该是南帝。如果路内是南帝,那么另一位田耳,自然也就是老顽童了。反之亦然。

  看到这说法那天,正好跟一帮作家朋友在一起,聊到这事,觉得我倒跟老顽童挺像的,虽然我还算不上老。熟悉我的人大概都会这样认为。老顽童的独门绝技是双手互搏,而我认为自己是挺矛盾的一个人,在语言上追求粗而不俗,力图找到雅与俗的结合点;在情绪处理上做到理智与激情的平衡,在人物塑造上也喜欢弄得多重、复杂,具有冰炭同炉的品性。我写了一些亦正亦邪的人物,比如《天体悬浮》的符启明、《夏天糖》的江标,还有《一个人张灯结彩》里的钢渣。总之,我喜欢把两种相反的力量加诸一个人身上,让他(她)面目不清,身份游移。我在生活中碰到的许多人,原本也是这样。

  文学青年:你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你曾在一段时间里,近乎啃老地在家里住着写作,甚至有人觉得你精神有问题,那时对写作是怎样一种执念?

  田耳:当时确实被人开涮,还记得有人当面质问我凭什么想当作家。其实不在乎,相信自己能写出来,写不出来也认栽。虽然很多朋友都说我性格执拗,其实我知道自己不会往死胡同里钻。我自认为是精神严重正常,

神经还有些粗大的人,从小无缘无故就有安全感。这可能是家传的风气,

我父亲我弟弟也是一样的性情,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不饿死就不晓得着急。写作也并非执念,确实好玩。我总是想个大概,每天趁状态最好的时候写一段,写的时候临时起意的词语和句子很多,这些都能愉悦我自己。这乐趣十足诱惑我,相对于这份乐趣,收入微薄根本没放在心上。

  文学青年: 2007年,你凭借《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今年又以长篇小说《天体悬浮》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能够获得文学奖项是很多作家写作的追求,你如何看待这两个奖项的获得?它们是否对你的写作和生活产生了影响?

  田耳: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可说是改变了我的命运。零八年县里要给我解决编制,安排到文联工作,我还提了要求,说要坐办公室就不去。县长张永中表态,要写作品的田耳,不要坐办公室的田耳。因这奖,2008年评上高级职称。今年调入广西大学工作,都可说是获了鲁奖的连锁反应。

  我觉得目前状态挺好,其实我能一路写下来,是因为总感到写作给我的东西,远比我期待的多。朋友弋舟老说我文运极好。圈内可能很多朋友看过我的小说,这就足够。我是不太在乎大多数读者,我主要在杂志赚稿费,没有真正进入过出版市场。与陌生的读者交流,我难免有所保留,主要是因为我说话有时不拐弯,易得罪人。现在的人心里都满满地装着自己,有时表示喜欢你的作品,是你的粉丝,你也不必太当真。我碰到过读者找到我要与我交流,发现我不太愿意交流,或者交流不是预期中的顺畅,脸一下子就拉了,大概是觉得我辜负了他的期望。抛头露面不是我该干的事,也不是我能干的事,曝光这事,很可能拉低我作品的分数。安静的生活是我向往的,走上大街被陌生人认出来是很痛苦的事。一晃也快四十了,一直安安静静地活过来,我挺满足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张爱玲说的成名要趁早害了很多人,她是天才可以这么说,但太多俗人不自量力地听信了,只能是自找没趣。

  文学青年:坊间传闻,你是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作家, 手机只是通话,电脑只是稿纸,互朕网里最多的活动是淘书。处在互联网时代,你没微博、微信,但同时又说你热衷PARTY、聊天、酒局。如果作为普通人,你大概会被认为是“怪人”,但作为一个作家,或许这又是很难得的生活习惯。

  田耳:如果没有微博和微信就算是神秘,这神秘未免太廉价。我不用,是觉得目前拥有的交流方式足够,获得的信息量足够,不必扩大信息源。再者我对微博、微信的传播能力没有把握,不敢轻易使用。我喝了酒喜欢乱说话,现在用电话或QQ,酒后要骚扰某位朋友,也是单掐,不会伤及他人,但要是酒后在微信上发表过分的言论,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作家东西前一阵老劝我上微信,当我把这层顾虑说给他听,他马上就说你还是别上为好。

  我不知道PARTY指哪种形式的聚会,但酒局上聊天是我一直喜欢的娱乐方式。我享受这种娱乐,从朋友们嘴中也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马尔克斯说,最适合作家的生活方式,是白天呆在一座孤岛,晚上住在一家妓院。我觉得马尔克斯总是有诛心之论,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晚上住在妓院违法。所以我还是享受喝夜酒找朋友聊天,既是习惯,又很安全。不上微博微信,爱喝夜酒聊天,这并不矛盾,个人的小小选择而已。

  文学青年:你朋友说,你藏书有三层楼,还有很多珍本。藏书也是代价不菲的,尤其做古旧书、珍本收藏。这一趣味是从何而来的,书款是不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田耳:朋友的记忆真是严重有问题,我的藏书都在二楼,摆满了两间屋子,还有两间也摆放了不少。我专门清理过,大概是一万三千册的藏书,谈不上珍本,也没钱淘善本书。我淘书很随性,阅读是第一位,当资料是第二位,有些书装帧设计让我眼前一亮,费钱不多,也淘来,还喜欢淘大套的丛书,看着一本一本书归队,很有乐趣。我淘书正是因为钱不多,而书很廉价,给我物超所值的感觉,我买别的东西总觉得物价虚高,不值得。现在大多数人都忽略书,书经常随手一扔。我把书聚起来,整齐地摆到书架上,感觉是给它们恢复了尊严。我乐意伺候这些书本,这个爱好也让我能够更享受地呆在书房里写作。

  文学青年:请你谈谈影响过你的重要作品。

  田耳:

  1、《佩德罗·巴拉莫》,我将其视作可仰望却不可企及的文学最高峰。

  2、《红色骑兵军》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集,后面不带之一。

  3、《过于喧嚣的孤独》偶有烦燥,这本书可以当成镇静剂。

  4、《释梦》我坚信是弗洛伊德,是这本书教我如何似是而非地分析、表达、讲述头脑中那些变幻不定的想法。

  5、《弗兰德公路》看这本书就是让头脑经历一次长跑训练。

  6、《白鲸》我最喜欢的小说开篇一句,来自这本书:叫我以实马利!不讲道理,简单至极,却久嚼不厌。

  7、《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枕边书,里面的诸多篇什都应该随时翻看。

  8、《大盗巴拉巴》这个长篇教给我如何去写人物的心路历程。

  9、《动物凶猛》我已经看了三十几遍,已经形成惯性,还得反复看下去。

  10、虚位以待。家中一万多本书,你只给我十个名额,我必须留下一个机动名额,给别的书留有机会。

  文学青年:李敬泽说,田耳是讲故事的人,田耳戴着面具。他的故事通常不指向他自己,似乎他并非一个书写的中心。在风格层面之外,这句话是否也可以从内容方面来理解?你的作品中涉及到的经验内容较为庞杂,它们是否都与你的实际经历有关?

  田耳:可能都有吧,在语言、叙事策略,甚至腔调、节奏方面我都会作出调整,为每一个题材配搭最合适的表现方式,这也构成我写作乐趣的一部分。我下笔很快,以前也不怎么修改,大都一次成型。更多的间歇时间,我力图忘掉以前的写作,忘掉积累的写作经验,想象自己从来没写过作品。这很难实现,但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基本上没写过自己的经历,我个人的经历也很贫乏、苍白。作品中一些具体的人物可能脱肿于某个熟人,一些具体的细节是实际的经历,但一篇小说都写自己的经历,基本没有。

  文学青年:你很多小说是用警察的视角、探案故事的模式来结构小说,比如最近的《天体悬浮》也是。为何选择这一视角?是否与你迷恋推理有关?

  田耳:警察的视角可以相对合理地进入一个个私密空间,而探案高手往往都对世道人心有深刻的洞察,对现场每个细节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一点本身就和小说家特别像。再说要想让小说一遍一遍地吸引人,有些元素有些招数可以提供最基本的保证,探案模式就是这样。我本身是推理迷,从多年的写作来看,我也有能力写探案故事。

  我没想是否要让这成为我作品的一个特色,我比较警惕风格的形成,当年获鲁奖后有的杂志约我写探案故事,我都拒绝,不想被类型化。但如果读我小说的人得来这样的印象,我也只能认账。

  文学青年:另一位70后作家阿乙也喜用类似方式,你如何看待你们两人间的异同?

  田耳:阿乙的作品我读了不少。除了题材外,我觉得彼此的差别还比较明显。他写得非常严谨,对词句的推敲非常用力,追求卡佛那种简约风格,不多一个废字;而我写得比较松弛,很多时候跟着感觉,信马由缰。他写过一个创作谈说要为每一个字拼尽全力,我不这么看,也无法想象每天上千次地拼尽全力。我认为小说是可以有废话的,是可以有问题的,只要这问题不构成硬伤就行。小说里有废话没关系,只要你说的废话读者读得下去,甚至愿意读。小说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反而可能是平庸的,我喜欢的很多小说都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有问题的地方,往往令我玩味不已。

  文学青年:如今包括凤凰在内的中国很多乡镇,都无一例外地开启了造城模式。眼见很多乡村破碎,而建起来的城市。你的小说中大量写到小城镇、城乡结合部的故事。有人说你写出了当代中国的乡愁,这是怎样的一种乡愁?

  田耳:汪政先生总结得很准确,这种乡愁简单地说就是城市不可居,乡村已破碎。很多人都感觉,一辈子总是匆匆忙忙地行走在路上,像被人追着命一样。古人说此心安处即吾乡,但现在很少能找到让人安下心来的地方。

  文学青年:乡镇经验中有哪些是最能吸引你的?哪类人最有故事?

  田耳:中国的乡镇也许脏乱差,但有一点,就是热闹。村庄正在变得荒凉,而乡镇畸型地热闹起来。乡镇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些欲改变命运的能人,他们起点很低,他们闹劲很大,不怕折腾,甚至喜欢折腾。我乐意观察这种人命运变化的轨迹,《天体悬浮》中的符启明差不多也算是这一类人。

  最有故事的,当然是亦正亦邪的人。

  文学青年:你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中,我觉得有两类人物形象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一种是在生活中浸淫过久,谙熟万事而又显出疲态的人,例如《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老黄、《重叠影像》中的二陈。另一种是尚显青涩但即将踏入社会的角色,如《鸽子血》中的小猴子、《衣钵》中的李可。这两种形象都可以理解为出于某种中间状态,他们身体中都暗藏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存在着内心的种种犹疑。你是否对人物身上这种不确定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田耳:是的,偶然性,或说不确定性,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个点。我喜欢寻找某些偶然性的逻辑,而我们生活中正是因为遍布偶然性,人才可能兴致盎然地活一辈子。我乐意揣摩那些用青涩的眼睛观察世界,小动物似地既想体验生活又怕被生活伤害的青少年;也喜欢那些了然一切,知道世界并不可爱,但一颗脔心仍然不听指使地发烫,去爱这个世界的成年人。生活中我总也没法变得成熟,做事不靠谱,但一写文章,不认识我的人从中能读出老到干练,游刃有余。我自身大概也正是游走于这两种型象之间,缺少一段两者之间过渡的经历。

  文学青年:关于作品的不确定性,许多作家会有自己极强的观念与判断,在文本中的主观意图指向也很明显。你的小说中,写作者的声音、想法则基本是隐退到背后的。那么你在创作这些小说的时候内心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田耳:我早就发现现在读者的接受心理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你下个判断他们安然接受,现在大多数人只愿意自己下判断,而写作者将事实的供出来即可。我将我的一些观念掰得很碎,悄不觉地撒在字里行间,但尽量不让读者体察到。一旦他们体察,可能就有排斥,心想你凭什么灌输我?这个年代谁教谁?在作品中传达自己的观念,是需要很多技术和功力支撑的。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急于表达观念的写作者,特别是一些老作者,可能没体察到读者接受心理的巨大变化。

  文学青年:在你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中,你自己最喜欢哪几个?

  田耳:不说最吧,我喜欢《衣钵》中的李可,《夏天糖》中的江标,《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钢渣和老黄,《天体悬浮》中的丁一腾和符启明。《天体悬浮》是结婚以后写的,我老婆以前不看小说,这个小说她看完了,认为丁一腾和符启明都有一些性情习气跟我很像,他俩的一些性情都源于我自身的性情。

  文学青年:汪政在一篇评论中说,你是那种一出道就老而成精的写作者。他认为你的写法很老道,不像许多年轻作者,身上带着急进、轻浮的感觉。这也是许多评论者对你的评价。你自己如何看待这点?

  田耳:这点倒是无意识的,对我本人来说,写法是在多年阅读的基础上,从自己的语感而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然的选择。也就是说,面对一个个特定的题材,要我写我就只能写成这样。老不老到自己说了不算,实际写作中这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要由别的人下判断。再说小说刚写出来,好坏我也拿不准,99年写出《衣钵》,不知道是好是坏,身边也没有文友可讨论,还贴钱发在内刊上过一把发表的瘾。零五年在《收获》发表以后,从别人反馈来的意见当中,我才确定这是一篇好小说。

  文学青年:你的小说常常有完整的情节、诸多的巧合、诱人的悬念,可读性颇强,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通俗文学的特征。另一方面,作品在人物内心刻画、经验细节处理、故事背后的意义空间营构等方面又非常的出色,这又恰恰是精英文学的长处。在你看来,是否有所谓通俗与精英之分?

  田耳:我认为还是有的,但通常不是说精英文学,而是说成严肃文学或纯文学。作为从业人员,我避免不了要思考这个分界,形成个人的理解如下:严肃(纯)文学和通俗(类型)文学的分界,可从作者创作态度的指向入手,前者指向语言和文字,后者指向情节和故事。既然小说是有关语言的艺术,那么我这一理解,即是从本体论出发,贴近本体,才是纯正和严肃。

  严肃(纯)文学和通俗(类型)文学一般都有情节和故事,但彼此的着力点不一样,严肃(纯)文学是以情节和故事为手段,突出对语言的追求,对文字可能性的探索;通俗(类型)文学是为情节好看、市场畅销而努力,在语言文字领域只有一定专业要求,却不图建树。严肃(纯)文学要求作者对语言文字的可能性葆有强烈的、持续不断的好奇之心,所以严肃(纯)文学区别于通俗(类型)文学的一大特征就是变化,从事严肃(纯)文学写作的作家,绝不容许自己蜕变成一条文字的生产线。所以,有些作家有限的作品就已建立广阔的文学空间,而有些作家全集多达几十部甚至上百部,其实都只是一部作品。如果通俗文学的语言文字也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自然会被视作严肃小说,两者存在变通关系。比如格雷厄姆o格林自称是写消遣小说,但一直被公认是严肃小说家。一个小说家,完全有可能既从事严肃文学的写作,又生产通俗文学,对其总体评定之时,是要看他在哪个领域取得更高成就。如果其更高的成就在严肃文学这一块,那他所写的通俗文学,也可能被人看成是过渡性作品,也具有一定的严肃意义。对严肃与通俗的判定,也脱离不了人的主观因素,从而存在大片模糊领域。

  我从写作之初就沉溺于语言的淬炼,同时又不忌讳将小说写得尽量好看。我的许多小说都引用破案情节,幸好整体的创作仍被评论家视为严肃文学予以观照。这个经历,也使得我对严肃(纯)文学形成独特理解,并日渐稳固。在我看来,严肃文学的严肃,纯文学的纯,绝不是排斥通俗(类型)文学后的清高,不是与一切类型模式撇清关系后的纯粹。这个纯具有最不纯粹,又最具活力的因素:它可以吸纳一切通俗(类型)文学的成分,各门各派,各招各式皆可化为我用,然后依赖语言文字的路径,将其提纯,达到严肃(纯)文学的范畴。它可以好看,甚至更好看,因为在情节和故事之外,它拥有语言本身的优势,它所生成的与读者交流、沟通能力,因为文字的无限可能而更胜一筹。我以为最好看的小说不一定重在情节,而是文字高拔,文字与情节共同构筑的小说场域,对读者形成不可思议的召唤和魅惑。

  文学青年:你的小说语言以日常口语为主,流畅、清晰、可读、气息生动,少有涩味,也没有太过光怪的语言个性。为何偏爱这种语言风格?你是否会因作者语言辨识度之类的问题产生焦虑?

  田耳:我一直认为写作者要讲人话,要讲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工具,不是用来设置障碍让别人不明觉厉的东西。有些内容,只能用艰涩语言表达也就无可厚非,但很多小说并不是这样,是作者拧着劲跟人找不痛快。我注意了一些语言艰涩的小说,还试着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改写其中一些段落,发现可以用更少的字更清晰地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很怀疑这种写作的价值,我认为只有自信的人、真正有识见的人,才敢于一针见血地道破一些东西。写作首先是自由的表达,听从内心,尽量把复杂的东西作简约明了的呈现。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很复杂,我觉得大都是文艺青年干的事。

  我没有因追求语言的辩识度而焦虑,相反,我相信自己的语言有辩识度,不一定谁都看得出来,但我写作时就设定的那部分读者,他们能够看出来。

  文学青年:李敬泽说迄今为止,田耳是难以界定和难以把握的,他的作品中各种趣味和路径杂然交陈……我知道,接下来我就该劝田耳把自己弄得而目清晰一点,应该有个性——所谓'个性',在我们这里差不多就等于圈占一块题材,等于关于特定题材的特定观点和语调。你也曾说很难有人从一个整体上来把握你,说自己是让人头疼的。你有什么“软肋”?

  田耳:我写不好城市生活,也写不好清纯的女人。

文学青年:是否有对自己写作生活的规划?

  没有。我总是花大量时间去忘记从前的写作,以摆脱旧有经验的干扰,想以懵懂的状态进入下一个小说,也就是说,我一直试图找回刚写作时的状态,找回刚下笔的快感,找回自己写作的初心。笔下的世界此时无形无体,可以随处进入,进入到一个个陌生地界。我希望我能不断写出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东西,这是巨大的诱惑。从这一点上,我害怕圈地和落户,宁愿永远都是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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